一、从“消费型社会”转向“节约型社会”
所谓“物极必反”吧？前几年社会上一直在叫喊要建立“消费型社会”，还说要用“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汽车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拉动消费；一转眼工夫，社会又开始向节约型社会回归了。
节约型社会是当今社会中4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所熟悉的一个概念，出生在50、60年代的孩子们都传唱过许多关于节约的歌曲，“节约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也喊过许多关于节约的口号，什么“要节约一滴水，一度电啊，要节约一针一线啊”等等。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而言，“节约”行为的回忆岂止是用“熟悉”两个字能够概括的？简直可以用“刻骨铭心”来加以形容。
最近在一些刊物上，看见了一些曾经度过节约岁月的城里人，配合着当前的号召，在温情脉脉柔情蜜意地回忆从前那些节约的日子，如数家珍地诉说着那时的城里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地用心计算，又还配合上各种土发明，以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根针线，每一寸布头...；又回忆那时的人们吃得如何节俭，穿得如何朴素...。
二、生活中的节约
而在我看来。那时的城里人无论如何精简节约，也远比不上村里人近乎一无所有的“节约”，那时的农村人长期处于温饱尚不足的状况。我们通过莫言等作家们关于“吃饭”的回忆中已经可以比较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了，然而，为了进一步地证实那种状况的普遍性，我们仍然要不厌其烦地加上自己的真实回忆。
1974年我回家乡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下乡，乡亲们每天的饭食安排是这样的 ———
早饭：红薯蔓菁（或蔬菜）玉米粥，玉米面贴饼子（经常掺和一些红薯渣或各种绿色蔬菜），萝卜咸菜；
中饭：蔬菜面条汤面，玉米贴饼子，萝卜咸菜；
晚饭：蔬菜玉米粥，蔬菜玉米饼子（或煮红薯），萝卜咸菜。
一年365天，乡亲们几乎天天是这样的饭食。下乡三年，我们当然也天天吃这样的饭食（接受再教育嘛，当时在大人们的谆谆教导下，我们感觉自己是被教育者，以为下乡就跟劳动改造的意思差不多，当然要老老实实地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
只有在出大力流大汗的春耕、夏收、秋收时节，以及逢年过节（比如三月庙会，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的日子，老乡们才能吃上每个人都向往的纯白面的饭食：烙大饼，白面馒头，煮饺子，炸油饼，油炒菜。
据乡亲们说，我们在1974年下乡算是赶上好年景了，直到这一年乡亲们才基本上可以吃上饱饭，基本可以吃上纯玉米面的贴饼子，基本可以吃上晚饭了。乡亲们告诉我们说，自从1958年以后，直至1974年之前，他们在许多年里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
状态之一是，那些日子里经常吃红薯渣贴饼子，就是在玉米面里掺和了不少红薯渣的贴饼子；
状态之二是，1974年之前，有十几年时间，老乡们在冬天的晚上基本不吃晚饭。不是因为不饿或减肥不想吃晚饭，是因为粮食不够吃，在一个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夜，乡亲们忍饥挨饿，实在饿极了就吃上一块煮红薯，但多半是硬抗过那些饥肠辘辘的夜晚；
状态之三是，1974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壮劳力的老乡们天天感觉吃不饱饭。
（注：红薯渣是用红薯制作粉条之后，剩下的富含粗纤维的渣滓。红薯渣特别有利于治疗那时罕见、现在常见的“三高症状”，有利于通大便，但是也特别没有人体需要的营养。
又注：老乡们的主要抱怨是，红薯渣原本一直是猪饲料，甚至在1949年之前他们也很少吃掺和红薯渣的贴饼子）。
那时乡亲们是怎样地节约呢？那时生产队按人头分棉花籽油，在整整1年的劳动之后，每个人才分到7两棉花籽油。我们邻居一家9口人，有四个半壮劳力，他们居然把分得的棉花籽油都卖给了城里人。为什么自己不吃呢？因为他们需要花钱买盐，毕竟9口之家每天最需要的是食盐；还要买布，买针和线。即使每个人每年只做一套衣服，也需要花一笔钱来置办；此外，两个儿子大了，还要买砖瓦盖房子，还要备彩礼准备娶媳妇，这些都需要花不少钱。四个半壮劳力一年365天，天天劳动挣工分，所挣到的工分扣除分粮食，分蔬菜柴禾等劳动果实之后，只能分到100多元现金。这些钱不够上述花费，所以乡亲们只有自己不吃油炒菜，把油卖了以交换更需要的必需品。
那时生产队里有一个菜园，一些老年人专门负责种菜，在整个夏季和秋季，几乎隔天分一次蔬菜。不管分到什么样的蔬菜 --
茄子也好，豆角也好，乡亲们从来不用油炒菜。总是烧上一大锅水，水开了就把无论什么蔬菜切小了下锅煮，同时还贴上一圈玉米饼子，蔬菜煮得快熟时再把冷水调好的玉米面或赶好切细的面条下到锅里，然后放上盐；在春天和冬天，大铁锅里下的是红薯和蔓菁。就这样，连汤带水，连菜带饭，连维生素带淀粉和植物蛋白质，一锅就都有了。这样做饭特别节省柴禾。看看我们的乡亲们是如何地节约，要说比节约，城里人就比不上乡下人。
现在，人们过了十几年好日子了。许多互联网上的年轻人看了我上面书写的关于1974年及之前那些节俭日子的叙述，可能会十分困惑。因为我遇到不少中年人，他们从来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关于过去年代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过去如何吃苦，他们会不理解，甚至会笑话我们怎么那么傻。（其实，许多人还固守着过去习惯的许多禁忌，包括不说话，这是一些“聪明人”）
爸妈不给孩子讲过去的事情，那么，这些年轻人或许只能通过书籍来了解过去的事情了。不过一方面，大部分作家总是去讲各种英雄加美女的故事，几乎少有讲述普通百姓过去生存状态的小说和故事；另一方面，即使有反映真实情况的故事，也很少有人看。因为我们知道，我国人民有阅读习惯的人群仅占全体人群的5%。此外，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倾向于用多媒体工具取代阅读书籍，所以20年前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20年后就很少有人知道。（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等于背叛”，不过人们可以把列宁和过去一起忘记，这样就可以“稳妥”地“过日子”了。）
三、勤劳的农民
我猜测，这些互联网上的年轻人可能会问，你们老家是在什么特别贫困的地区吧？哪有那样节约的？事实是，我老家并非是在什么贫困山区，而是平展展的水浇地，土地肥沃沟渠纵横不旱不涝，每年粮食亩产1000斤以上，是1975年代全国三个学大寨的先进地区之一。
能够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地区，必然意味着额外的勤劳。回想当年，乡亲们真是够勤劳的，那时城里人每星期休息一天，星期日休息。我的乡亲们却没有星期日，没有节假日，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劳动。不但天天劳动，而且还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
那时，总是天还不亮，生产队的队长就吆喝上了：“社员们，上工了。”，收工的时间也看天，总是在天“黑尽了”（完全黑了），才收工。在白昼漫长的夏天，黎明在五点钟就降临了，社员们就必须起来去上工；晚上要到8点钟天才“黑尽”，这时才收工。到了夏天收麦子的季节，因为担心老天爷下雨毁掉人们辛苦几个月长出的劳动果实，社员们甚至从早到晚连续24小时或48小时昼夜奋战，白天收麦子，晚上打麦子，一干就是两个星期。收完粮食的土地还要马上翻耕，耙平，再种上秋季的粮食。这个季节的名称是“双抢”，“抢种抢收”，每天的劳动量很大，持续时间近2个月。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怎么会365天一天也不休息呢？农民们同意这样的安排吗？可那时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这样的安排，人民必须同意。那时干部们常说，在万恶的旧社会，人们有“猫冬”（冬天不劳动或少劳动）的不良习惯。社会主义要改变一切不勤劳的坏习惯。于是干部们千方百计地设计各种保证人民公社社员们冬天也出满勤的劳动，年年安排社员们去山里修水库。壮劳力们自己带上铺盖卷，带上每天要吃的口粮，去山区修建水库，那时国家并不为社员修建水库付出的劳动支付报酬，而水库的产权归国家，村里每一亩水浇地都要交纳浇地的水费。
四、生产中的浪费
1974年的春节，大年初一社员们被安排“过革命化春节”，大家都去“大战河滩”（都去河滩干活），我们下乡青年也都去了。所谓“大战河滩”，是村里干部们设计的工程项目，就是把河岸高处的土挖下来，用小车和扁担土筐把土运到河滩上堆出平地。干部们说，好几年了河里都没什么水流，河滩不能白闲着，得种上庄稼，要“以粮为纲”。于是社员们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辛勤劳动，甚至连春节也没休息一天，用土沿河滩垫出了好大一块平展展的地，算是那一年“学大寨”的成果。春天，河滩地种上了庄稼，长得很好。不料那年夏天，就在庄稼结上果实的时候，老天爷突然下起了暴雨，把社员们奋战了一个冬天垫出来的河滩地全冲跑了。结果，是社员们一个冬天的劳动全部泡了汤。这就是生产中没有科学预测和规划造成的浪费。
那一年的浪费还有很多，我们的邻村任命了一个年轻人当大队长，这个年轻人一心想要出“政绩”，想在“农业学大寨”的活动中超过我们村，拔个头筹。他设计的方案是把全村大小地块之间由水流冲刷自然形成的沟壑全部填平，他们村的社员们也奋战了一个冬天，春节也是一天没休息。结果是，第二年夏天他们村的损失和浪费远大于我们，他们村的地全部被淹了，损失了全村一季庄稼，而且，那些被填平的沟壑还要重新挖开，又额外地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村里的这些损失和浪费，比起1975年发生在河南省的损失和浪费，则又是小巫见大巫。1975年夏天的暴雨，使河南省某地在一夜之间垮了几十个水库堤坝，淹死了许多人，大量乡村城镇的房屋被冲垮，还冲毁了成百上千倾良田。据估计损失上百亿人民币。那些水库，是河南省的农民年年冬天劳动的成果。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见诸媒体报端，过去许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程控交换电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全国各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那时的媒体也不说这些事情，只是天天说，到处莺歌燕舞什么的。这些说法使城里人天天欢欣鼓舞，乡下人两眼一抹黑，啥也不知道。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五、造成浪费的原因
那些制造了生产中的浪费的干部们振振有辞地辩解说，这些生产中的实践活动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其结果是不可预知的，而浪费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田间地头，农民们，特别是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们却不同意干部们的自我辩解。农民们认为，河滩地可能被冲走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我们的临村发生的瞎指挥，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老农，都不会去做那样的蠢事。
农民们这样看待干部们的愚蠢行为，说他们因为太想往上爬了，于是就拼命地没事找事，浪费农民们的血汗。是啊，当农民这么苦，向上爬就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了。人们隐藏的本性其实是好逸恶劳，为了达到这个隐蔽的目的，一些人简直可以不择手段。例如在汉朝的某一个阶段，统治者采用“举孝廉”的方法来选拔后备干部，那些不择手段一心往上爬的人就演出了一幕幕特别“动人”的“苦肉”闹剧，什么“卧冰求鱼”啊，什么“割股疗亲”啊等等，不一而足。
汉朝时为了当官，不惜在三九严寒，以血肉之躯横卧冰雪；还为了当官，不惜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那么，在现代为了当官而随意抛洒别人的血汗，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小菜一碟啊。君不见，那些如此这般在生产中制造了种种浪费的人们，由于善于组织农民们大干苦干，受到了“上面”的赏识而获得选拔，被选拔之后又特别善于兢兢业业的勾结和钻营，于是他们就由公社到县里，由县团级到地局级，进而到省厅级步步高升。在1980、1990年代，他们依然在制造着生产中的浪费。比如某省某市的市长修建了一个无用的飞机场，浪费了国家3.2亿元人民币，却被“提拔”成为某省的副省长。不过，我们也不能就事论事地指责说，就是这些干部们制造了一系列浪费，说到底，是上面的人，出于“大干社会主义”的好心，而选拔了这些干部们；各种口号也是自上而下地推行的。
许许多多生产中的巨大浪费，群众有怨言吗？当然，群众是心明眼亮的。在田间地头，群众经常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损失和浪费发牢骚，有抱怨。有资格的人（比如贫雇农，老八路）常常感慨地说，******好象那个朱元璋，进了城了忘了咱们百姓了。他们的子女还会说，陈胜吴广可以揭杆而起，咱们就不能如此吗？然而，也仅限于此。上面认为只要让人民天天勤劳就好，上面说可以不计付出，要允许人们犯错误；还允许干部们交学费，交一次不够，就多交几次。老百姓怎么办呢？只好勒紧自己的裤腰带继续节俭，继续勤劳。
六、工业生产中的大量浪费
工业领域中存在着更多的浪费。有些浪费发生在设计阶段。文革时，一切从“战备”出发考虑问题，设计工厂时更加如此。那时在贵州交通不便的大山洞里建造飞机厂，在湖北的大山里建造汽车制造厂，都比一般建在平原交通枢纽处多耗费几倍十几倍费用。还有北京远郊山沟里建造的炼油厂，沿着十几里山沟把一个个车间排列起来，每天都要消耗更多额外的动力以输送从一个过程到下一个过程的物料，需要额外地费用支出。
有些浪费是因为工艺技术落后。本世纪之前，炼油厂因为工艺落后，每天产生许多“瓦斯”无法回收，只好设置一个大火炬，每天在那里燃烧着，把“多余”的瓦斯烧掉。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日本人来了，看到熊熊燃烧的火炬，心疼得直跳脚，说，哎呀，你们这个火炬每分钟烧掉了好几张人民币，你们怎么不回收利用呢？工程技术人员私下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设备和工艺技术赶不上人家，就是没办法。
社会主义企业的特点，是建造一个企业之后，没有人继续研究如何在这个企业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工艺技术改造的问题。有一个名叫哈默的红色资本家，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遭遇极大困难，遭遇大饥荒的1919年，哈默从美国运输整船的粮食与当时的苏维埃政府进行贸易，鼎立支持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当时他响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国外招募能工巧匠，建立了苏联的第一家铅笔厂。40年之后他应赫鲁晓夫邀请回到他亲自创办，之后留给苏联人经营的铅笔厂。他惊讶地发现，铅笔厂历经40年风雨岁月，除了人老了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国也是如此，比如北京50年代建造的化工厂，设计时采用的是30年代的工艺技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维持原状，也是40年旧貌不改。落后的工艺技术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着能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注：然而，学者们很少关注这些情况。当时化工厂实验室我的一个同事向我倾诉，说他感觉这样的情况使人很悲哀，很痛苦，而尤其使他难受和痛苦的是，他的父母，一个知名大学的马列教授完全无法理解他的痛苦，也压根不想理解他的痛苦。这些大学教授完全无法理解基层的真实状况，而且对这些状况根本不感兴趣。学者们如此，我国企业的状况如何能够改变呢？我国的学者不象美国学者，据说美国许多大企业都与学者签约，邀请学者们在企业搞调查研究。连日本索尼公司都学习美国企业的做法，邀请美国学者型作家为他们的创始人书写传记。再比如美国未来学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在企业工作了十几年，写出了《第三次浪潮》。）
（又注：估计化工厂火炬一个月烧掉的人民币，够我老家村民一年吃香喝辣，还富富有余。）
当然不仅是一个火炬在浪费，整个工业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浪费。这些浪费使我国的工业过程中的各种耗费比先进国家平均高出20% - 50%。然而可笑的是，上级一喊要“节能”的口号，下面的干部们不去挖掘生产中的“节能”潜力，反而尽力去减少人们的生活需求（那时不知道什么“以人为本”）。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炼油厂，为了完成上级提出的“节能”要求，不是想方设法去消灭火炬，也不去更换“大马拉小车”（使用大功率的油泵输送少量的物料）的油泵。相反，干部们的决定是把“汽暖”（使用蒸汽的暖气）改成“水暖”（使用热水的暖气），结果冬天厂子的各个办公室和宿舍，室内温度甚至低于15度，导致许多人感冒。
当然，现在企业有钱可以购买一些技术改变过去那些浪费了。看到报纸上有报道称，上海石化企业已经消除了曾经熊熊燃烧了几十年的“火炬”，并且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节能工艺技术，企业近5年来，每年节约2亿元人民币。反过来也可以说，过去20年里，企业每年多浪费2亿元人民币。
七、凡事预则立
1970年代，由于大力推行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及全面质量管理法，日本企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其国民总财富得到快速积累，经济得以飞黄腾达。在国力强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强于美国的基础上，日本连续对美国发动了汽车大战，钢铁大战和半导体大战。而美国相关产业（企业）竞争力相对低下，在这几轮经济“大战”中处于颓势。在这关乎产业存亡的关键的时刻，美国政府并没有出手去拯救自己那些面临败落的产业，相反采取了观望态度，任由日本企业“宰割”曾经是美国经济支柱的产业。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听取了一些智囊专家的意见，这些意见说，美国国内有一些新的经济因素正在萌芽和生长，这些新的经济因素将取代那些曾经是美国经济支柱的旧产业（如汽车、钢铁等），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专家认为，从战略上看来，应该把力量花在扶持这些如同朝阳喷薄而出的新兴产业上面，抛弃那些如同夕阳般西下的老旧产业。
根据所谓的趋势进行推断，这其中还搀杂着专家们自己对于未来的想象与愿景，这些想象和愿景又都未经过任何实践的检验，这样的锦囊妙计能够采纳吗？但是美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国家，敢于采取任何前所未有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这个传统从美国成立时就开始了，后来更被执行新政以拯救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里根总统也敢于继续秉承这个传统。于是，里根总统采纳了未来学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动用国家财力去救援那些陷入灭顶之灾的旧产业，而是听之任之，该舍就舍了。俗话说，有舍有得。舍去了如夕阳西下的传统旧产业，得到了如朝阳般喷薄而出的高新产业。里根的决策使美国至今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之位，并且继续引领着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潮流。
上面这个案例使人想到一句老话，“凡事预则立”。这个案例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不同寻常之处，那就是，一些专家对于未来趋势的预测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大国重大决策的依据，这一点真是使人吃惊。特别对于听惯了关于“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说法”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
八、重视研究和发明创造，还是重视苦干？
关于美国的一些资料告诉我们，早在富兰克林时期，林肯时期，以及1870年代爱迪生时期，美国政府就非常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支持发明创造。这样的传统一直得到传承。比如推行新政，组织抗击法西斯独裁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提出要用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赢得二战胜利，当时的美国政府的确这样做了。他们广泛采纳人民群众提出的各种创造性建议和计策，也注意吸收一些学历不高却展露出创造性才能的人参与研究工作。
比如后来发明微波炉的人是仅具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却被吸收到美国军方的雷达研究部门参与科学研究，他因此对雷达提出了多项有益的改进，使军用雷达的性能大为提高，为美国军队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他在研究雷达的过程中捎带发明的微波炉，则为现代化社会的群众生活提供了方便。
通过阅读一些美国史料我们发现，美国人不仅重视器物的发明创造，不仅仅只发明工具，用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还发明创造出许多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有助于提高做事效率的先进的方式方法。
比如早在1870年代爱迪生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工厂”，他广泛吸纳科学界、企业界的人士以及能工巧匠加入到他的“发明工厂”中，把这些才能各异的人士组织起来开展集体发明创造活动。爱迪生就这样发明了高效率的集体发明创造方法，他使各种人才在组织中扬长避短，使每一个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通过这样的方式，爱迪生发明创造集体为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爱迪生作出的榜样得到了许多希望有所作为的资本家的追随，比如当时的西屋电器公司，后来的贝尔公司，IBM公司等都成立了实验室这样的组织，以企业为单位开展集体发明创造活动。
除了爱迪生的发明工厂，还有发明自动化生产线的泰勒和福特，自动化生产线为赢得战胜法西斯的二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的美国不仅为英国和前苏联提供了赢得胜利的大量军事装备，也为当时的中国及亚洲的抗战力量提供了大量装备，这些都有赖于自动化生产线的生产。此外，发明生产出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方式方法的发明和自动化生产线的产品。
1930年代美国奥斯本提出“头脑风暴”法，是提高集体发明效率的一种方法，1950年代美国戴明提出“全面质量管理法”，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好方法。
九、政府直接支持各种研究工作
美国之所以会源源不断地提出方式方法的发明创造，与政府的全力支持分不开。例如在1930年代美国遭遇了经济大萧条，国家经济一蹶不振，罗斯福竞选上台后提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史称“新政”。罗斯福“干预”经济的计划主要是由政府给失业人员发工资，组织失业人员在各种公共工程中工作。
在罗斯福传记中我们看到，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不仅设立了诸如大型水利工程，公路工程，植树造林等主要属于体力劳动的公共工程项目，还设立了许多属于脑力劳动的公共研究项目。在传记****别提到，其中有一个研究项目是研究别针的历史。这个研究项目之所以被特别指出来，似乎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政策，说明罗斯福政府为了帮助失业人员从事研究工作，甚至设立了一些看起来毫无必要的项目。
上述事实说明，美国政府一直注重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研究工作和相应的脑力劳动。同时，这个事实也说明，在那时美国已经有许多以脑力工作研究工作为生的人们，而美国政府在遭遇经济危机政府危机的时刻，不是象我国那样，要把一切脑力劳动者转变为体力劳动者，而是想方设法要帮助他们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哪怕是研究一件无用的事情。
据说，目前美国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人已经达到全国人口的1/3。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养活这么多研究人员，为什么不让他们去从事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
我国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劳动的认识是：只有体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只有体力劳动是一种光荣的高尚的，创造财富因此也创造了人类世界的劳动，凡是没有参加体力劳动的人都是剥削他人劳动的剥削者，是依附于劳动者（当然是体力劳动）的寄生虫。根据这样的认识，主流们把一切可以被清除的非体力劳动岗位清除掉，把一切可以送到农村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
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才向外查看别人的世界，结果使所有人大吃一惊，人人都劳动，都创造物质财富的地方，人民几乎全体贫困；相反，在1/3人员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地方，人民十分富裕。现在反思过去发生的事情，感觉那时的上层建筑有问题。那时的上层建筑没有抽调人力去开展研究工作，如果有许多人去搞研究，研究我国过去几千年农业生产方面的各种经验教训和方式方法，一定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如果有许多人开展研究，而上面又尊重这些研究工作，或许甚至可以避免“三年自然灾害”。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1958年大量砍树和“除四害”，才制造了“三年自然灾害”。
十、改变认识，加强研究，减少计划和生产中的浪费
现在，应该有一些人站出来呼吁，呼吁国家多设立一些研究工作岗位，多设立一些发明创造工作岗位。特别是，国家应该创造一些适合开展集体发明创造活动的环境，应该组织我国个体专利发明人与能工巧匠和科学家在一起开展集体发明创造活动，使他们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互相帮助共同协作，开展科学的系统有效的集体发明创造活动。
还应该让一些具有发明创造才能的人去从事研究工作，因为发明创造人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具有挑毛病的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是一些学者也不具备的宝贵能力。发明人不仅能够通过工具手段的发明创造解决各种浪费问题，还能够提出各种方式方法，组织结构的发明创造以消除目前存在的大量浪费，解决我国生产生活领域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希望政府给我国个体专利发明人提供开展各种研究各种的工作岗位。希望北京市政府带头设立“发明基金”，利用“发明基金”启动“发明创造博览中心”项目。设想“发明创造博览中心”采取企业运作方式，有一个董事会负责运行这个项目。个体发明人，科学家，艺术家等采取签约的方式参加“中心”的活动和工作。发明人将在“博览中心”专心致志地进行各种发明创造，其工作成果，一是消除目前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不必要浪费，二是产生大量新财富，为人民提供新的工作岗位。
希望我国个体专利发明人的创造才能能够被真正释放出来，使他们能够发明创造出一切有助于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的新财富，发明创造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消耗的新方法，新手段，新的组织结构和制度。
摘自人民网-强国论坛